| “治疗阶段迁移"（treatment stage migration or Treatment Stage Migration in Liver Cancer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专业的肿瘤学概念。这一概念的正式定义最早由欧洲肝脏研究学会（EASL-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-European Organis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）于 2012 年提出：: “在每个 (BCLC) 阶段中，有一部分选择患者并不完全符合治疗分配的所有标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建议为患者提供同一阶段内最合适的下一个治疗方案（如早期肝癌肝切除，肝移植和射频消融），或者提供下一个预后阶段的治疗方案（对于经动脉化疗栓塞失败或HCC进展更严重的患者）。”（下图）【Bruix J, 2011】（11）。两年后，巴塞罗那临床肝癌（BCLC）的作者也给出了类似的定义：“对患者的精细评估可能表明，在 BCLC 模型中作为首选考虑的治疗方案并不安全或不可行。因此，所选方案将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。这种现象被称为治疗阶段迁移。”【Reig M 2014】 BCLC分期系统（图2）[11]在临床实践中已被广泛接受，也用于许多治疗HCC的新药临床试验。因此，它已成为实际应用的分期系统。
2018 年欧洲肝脏研究学会（EASL）指南给出了如下定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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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根据最2018版欧洲肝脏研究学会（EASL）指南提出的“治疗阶段迁移”概念【EASL 2018】。该方法表明，除了早期阶段（0 期和 A 期）外，每个阶段都采用单一疗法，且推荐疗法不一定优于其他潜在可行的治疗方案。该方法仅在阶段关联疗法不可行时（即从左向右的方向）才允许转向另一种治疗方案，或者在标准治疗对个体而言明显治疗不足时（即从右向左的方向）根据个体情况“回退”到之前的疗法。ECOG-PS，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态。 |
目前对治疗阶段的迁移的核心定义是
治疗阶段迁移，也称为 Will Rogers 现象（Will Rogers Phenomenon），是指由于诊断技术或筛查方法的进步，疾病（如肝癌）能够在更早、更精确的阶段被发现和分类。
这导致两个主要结果：
“迁移”到更早阶段：原本在旧技术下会被划分为晚期（例如B期或C期）的患者，现在因为更精确的检查（如更灵敏的影像学或生物标志物）而被重新划分到更早的阶段（例如A期或B期）。
“迁移”到更晚阶段：同样，一些原本被认为是早期的患者，因为发现了之前检测不到的微小转移灶，而被重新划分到更晚的阶段。
最终结果是，每一个分期的患者群体的生存率都得到了“虚假”的提高，但这并不一定是治疗方法本身变得更有效，而是因为分期的“纯度”提高了——每个阶段内的患者群体都变得更“同质”，晚期组剔除了那些其实预后稍好的患者，早期组也剔除了那些其实预后稍差的患者。
肝癌的治疗阶段迁移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的进步所驱动：
1. 影像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
过去：主要依赖超声（US）和计算机断层扫描（CT），对于小于1-2厘米的病灶检出率低。
现在：多模态磁共振成像（MRI）：特别是使用肝细胞特异性造影剂（如钆塞酸二钠，Gd-EOB-DTPA）的MRI，对微小肝癌（<1cm）的检出和定性能力极大提升。
增强CT：扫描速度和分辨率提高，能发现更小的病变。
普美显MRI：能发现常规影像学难以检出的微小病灶和癌前病变，使分期更加精确。
2. 血清生物标志物的应用
甲胎蛋白（AFP）：传统标志物，但敏感性和特异性有限。
新型标志物：如甲胎蛋白异质体（AFP-L3%） 和脱-γ-羧基凝血酶原（DCP），也称为PIVKA-II。联合检测可以提高早期诊断率，将一些仅凭影像学难以定性的患者正确分期。
3. 肝癌分期系统的演进和治疗技术的多样化
分期系统：从简单的OKUDA分期，到更精细的BCLC（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）、TNM分期等。这些系统不断整合肝功能、肿瘤负荷、体能状态等多维度信息，使分期更精准，指导治疗更个体化。
治疗技术：肝移植、射频/微波消融（RFA/MWA）、经动脉化疗栓塞（TACE）、靶向治疗、免疫治疗等的出现和发展，意味着即使对于同一分期的患者，也有了更多、更有效的治疗选择，这反过来也要求分期必须更加精确以匹配最佳疗法。
“最佳手术候选者”和“无法切除”的中期患者这两个概念与这一定义相符。肝切除的最佳手术适应症取决于多参数评估，其中包括剩余肝脏功能评估、门静脉高压程度、剩余肝实质体积以及采用腹腔镜/微创手术的可能性。【EASL 2018 Giannini EG, 2019 Vitale A, 2019】（3,4,34）超越最初的单参数 BCLC 模型（将单一变量作为手术的绝对禁忌症），显然为从右向左的治疗阶段迁移提供了更大的便利。此外，“最佳手术候选者”的定义不再阻止“次优”病例接受 肝切除，只要他们符合术后死亡率和发病率风险可接受的类别，并且与替代方案相比，LR 预期能带来生存获益。【Vitale A, 2019】（34）同样，“无法切除”的中期患者这一定义明确表明，对于某些此类病例，肝切除术可能被视为一种选择（可能是首选）。
由于从左至右（即从根治性治疗到姑息性治疗）肝细胞癌（HCC）治疗方案的假定疗效逐渐降低，因此在不同阶段之间认可双向治疗迁移，显然是承认 BCLC 方案所推荐的一线治疗对于某些患者而言可能属于“过度治疗”，而对于另一些患者则属于“治疗不足”。
因此，“治疗阶段迁移”代表了一种调整，旨在缩小实际临床需求与僵化且有时不恰当的治疗决策之间的差距。然而，它仍保持了“分期决定”而非“患者定制”的肝癌管理理念，这种理念贯穿于 BCLC 系统的核心思想，即根据特定治疗可能取得最佳结果的最高概率对患者进行分组，而非为个体患者选择最佳治疗方案。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该策略的定义中存在明显的倾向，即优先考虑从左向右的迁移。“治疗阶段迁移”因此可以被视为一种基于“分期层级”这一概念性构想的策略（下图 ）。
最后，在评估“治疗阶段迁移”的实际效用时，应当承认 BCLC B 期和 C 期的过度异质性【Park JW, 2015 Pecorelli A, 2017 Bolondi L, 2012】（23,29,35），这使得这种做法得以相当频繁地应用，从而混淆了原 BCLC 模型作为当代肝细胞癌管理中有效治疗指导起点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