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。它用预先设定的病组或病种分值，替代了住院期间逐项计费的模式，将经济风险从支付方转移至医疗机构。其激励逻辑是：同一个病组，成本控制得越好、效率越高，医院的结余越大。
两者在支付改革光谱上处于不同位置：MIPS是医师层面的绩效乘数，DRG/DIP是机构层面的打包定价。美国的支付体系实际上同时运行着两套逻辑——医院住院端由MS-DRG实行前瞻性打包支付，医师端则由MIPS施加绩效调整。中国的改革目前重心在机构端的DRG/DIP打包，医师端的绩效关联机制尚在探索阶段。
对IR而言，这一差异意味着：在MIPS体系下，IR的财务回报取决于绩效评分；在DRG/DIP体系下，IR的财务回报取决于编码归属和成本控制。两者对IR学科建设的要求殊途同归——没有独立的临床身份和编码话语权，在任何一个体系中都会被边缘化。MIPS 对 IR 学科建设的战略含义
MIPS对IR的深层影响，超越了单纯的财务调整。它实质上强制IR建立一套可测量、可报告、可改进的临床质量基础设施——而这正是IR从“操作提供者”向“临床学科”转型所必需的能力。
参与形式的选择本身就是战略决策。数据显示，团体和APM参与的IR表现远优于个人参与者。这意味着IR学科若要在MIPS下持续获益，必须超越个人执业模式，建立科室层面或集团层面的质量报告体系。VIRTEX等专科注册中心的出现，正是为这一需求提供基础设施。
指标的选择反映学科的自我定义。IR MVP中“卒中穿刺时间”“IVC滤器取出评估”“子宫动脉栓塞终点记录”等指标，将IR的临床价值锚定在流程质量和患者结局上，而非单纯的操作量。这与日间介入模式中RDU强调的“术前评估-术中操作-术后随访”连续路径在逻辑上高度一致——两者都在推动IR用临床结局而非操作计数来证明自身价值。
与日间介入的衔接：MIPS的成本类别（30%权重）基于理赔数据自动计算，评估的是医师层面资源使用的效率。如果IR将适宜病例转入日间模式，理论上应降低单位病例的资源消耗，在成本类别中获得更优评分。但这一效果的实现，前提是日间介入的编码和归属准确无误——否则成本节约不会归因于IR医师，效率改进也不会在MIPS评分中体现。这与前文讨论的中国DRG/DIP下编码归属问题，在底层逻辑上完全一致。
MIPS是IR从“按项目付费”向“按价值付费”转型的制度化载体。它用可量化的评分体系，将IR的临床质量、成本效率和患者结局直接转化为财务后果。IR在2020年绩效年度整体表现良好，但个人参与者与团体/APM参与者之间的分化已经显现。随着阈值锁定在75分，IR学科需要以科室层面的质量基础设施（注册中心、标准化报告、临床路径）来替代个人层面的零散应对，才能在这一体系中持续获得正向回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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